1986年，朱德发先生（后排左三）与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部分老师合影。
【大家】
学人小传
朱德发（1934-2018），山东蓬莱人，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1960年，入读曲阜师范学院。1964年本科毕业后被分配至山东师范学院（后更名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先后任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与负责人。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茅盾研究会会长等。著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等，主要著作收入十卷本《朱德发文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文学史理论探索等方面均作出卓越学术贡献。
今年初，为迎接建校75周年，山东师范大学决定为那些在校史上成就卓著的名家塑像。在文学院推荐名家塑像候选人会议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朱德发教授成为专家们的一致选择。他是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山东省社科名家、山东省突出贡献奖获得者、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朱德发经常说，真学者就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命。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堪称勤勉耕耘、矢志不渝的学术生涯典范。
执教之路从小学开始
朱德发早年有近十载小学教师经历，后在高校执教五十余年，授课对象涵盖小学生、专科生、本科生、硕博生等。他不仅培养了众多优秀学者、评论家及多个行业的栋梁之材，还提出了先进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在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并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曾宪梓教育基金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等。
1951年小学毕业后，朱德发便开启了小学教师生涯。任教期间，他凭着一股不甘人后的犟劲，硬是在较短时间内修完了中师课程，成为业务骨干。他先是任完小教导主任，继而任完小校长，后到县教育局教研室担任教研员。
在此期间，他深受蓬莱同乡作家杨朔的影响。1959年，深得文学青年喜爱的杨朔回到蓬莱，当地有关部门请他为文学青年作一场讲座，彼时正在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的朱德发即在受邀之列。听完杨朔的讲座，朱德发心海中便升起了文学风帆。他曾深情地说：“那时，我们对杨朔从心里是很向往仰慕的，这确立了我的人生之梦：既然杨朔在这块土地上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此后，朱德发夜以继日地攻读古今文学名著。他曾多次说道：“我的文学功底基本上是在那时铸造而成的。”
1960年，朱德发以调干生身份被保送至曲阜师范学院。就读期间，他深受诸位任课教师的影响，逐步将研究兴趣定位于中国现代文学。1964年，山东省教育厅要求位于省城的山东师范学院与偏居县城的曲阜师范学院互派优秀毕业生，曲师校方高度重视，最终选派成绩最优的朱德发赴山师任教。自此以后，他投身中国新文学领域，开启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教学与研究生涯。
朱德发大学毕业时已届而立之年，较之同龄人执教六七年的资历，可谓起步滞后。然而，要强好胜的他，有一股不服输的精气神。爱人没有工作，他与家人常年分居两地，生活拮据，却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教学科研工作。为探求现代文学发展本真面貌，他经常把自己反锁在陋室中，尽情逐浪于文学的历史长河：白天，他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整日泡在图书馆、阅览室，翻阅发黄的历史资料；深夜，他继续认真研读，孜孜不辍。经过多年奋力拼搏，他终在大学讲坛站稳脚跟，亦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
正因从小学讲台走来，朱德发在大学课堂上尤为重视挖掘学生潜能，不拘学生出身背景，更无门户之见。在他眼中，每个学生皆有“两把刷子”，蕴藏不可估量的发展可能。秉持此理念，他着力培育学生高远的学术志向与坚定的学术自信，为其学术生涯筑牢根基。其门下弟子成才率很高，但大多数学生并非出身名校——部分学生初始学历仅为中专，而核心生源大多来自山师、曲师等省属院校。门下学生经其悉心栽培，多人已成学界中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兆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等，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
朱德发极为重视学科建设。1987年至2003年，他作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始终将学科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注重为青年学者搭建学术发展平台，助力其学术研究不断跃上新台阶。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先后获评省级重点建设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国家重点学科等。在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后的总结会上，朱德发郑重强调：“我们现在已经是‘国家队’了。国家队就该有国家队的样子，一定要在全国同行中起到带头与表率作用，力争拿出更多成果，产生更大影响。”
朱德发颇为注重教学观念的更新，并取得了一系列教学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及省级教学成果奖。朱德发说：“作为老师，不仅要熟悉自己所讲内容，还要从中提炼自己的看法，形成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逻辑思路和话语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他主持的“更新观念是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学研究项目，获得1990年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他主持的“以教材建设为龙头，全面带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改革的深入”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朱德发的诸多学术突破，很多是在教学实践中完成的，真正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
2003年，朱德发获评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学校为此特地举办了“庆祝朱德发教授从教50周年暨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座谈会”，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前来参加。朱德发在会上说：“我能有今天的荣誉，要感谢时代为我提供的机遇和条件。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为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创造了难得机遇，而新时期政策，更确保了我在学术追求与创新中获得持续动能。评上国家级教学名师，并不意味着我的文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画上了句号，恰恰相反，它进一步激活了我的教育和学术生命，坚定了我‘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信念和意志。”
把一生献给文学研究
2016年4月，82岁高龄的朱德发在其撰写的《现代中国文学新探》自序中这样写道：“学术生命之火烧到八旬，已届耄耋之年，该熄之火并未熄，仍在燃烧。虽然火苗不旺了，火力不强了，但是思想的火花却不断地迸发。兴致来了，我便迅即‘抓住’它，放进相宜的知识装置或思维框架，积累多了也能熔铸成篇。”此语意切情真，恰是朱德发一生献身学术的真实写照。
朱德发著述甚丰，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40余部，学术成果先后获得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和文艺评论奖近30项。其中，教育部颁发的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3项，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朱德发开始潜心研究中国新文学，对鲁迅、茅盾等作家的新文学观进行了深入探讨，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继发表于《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期刊。这一阶段，他不仅实现了学术研究上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超越，更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
后来，历经十几年学术积累与沉淀，朱德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迎来了学术研究爆发期——他实现了从早期的注重思想研究向注重文学本体研究的跨越，将中国新文学置于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双重视域中，对其互动关系展开创新性阐释，代表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对此，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魏建这样评述：“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朱德发先生的学术突破，更多来自他追求真理的学术勇气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这一时期，他的学术突破更多依靠更为高远的学术眼光与更具学理性的学术建构。”
2003年，朱德发从学科带头人岗位退了下来，但他的学术研究并未因年岁增长停滞，反而呈现出强劲的“逆生长”态势。在这段学术研究的金色岁月，他不仅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还在《文学评论》先后刊出三篇学术论文，就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此外，他独立完成或主编了多部学术著作，包括《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现代中国文学新探》等。
人到暮年，朱德发未有丝毫“人生秋意”，而是继续高扬其学术追求，对学术界诸多热点问题大胆质疑、小心论证。如他的《质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文学史举证》，便是站在独立的文化立场，对人们彼时崇信的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名言提出大胆质疑，通过一番质疑与拨正，朱德发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非科学的史学观，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史学观应是“一切历史都是过去史”。该文彰显了朱德发不迷信西方学术话语与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勇气，在《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评选中榜上有名。2018年初，朱德发撰写论文《重探郭沫若诗集〈女神〉的人类性审美特征》。这篇2万多字的长文，从茅盾在理论形态上提出的“世界文学”范畴出发，对郭沫若创作的诗集《女神》提出创新性阐释，论证郭沫若是最早在创作形态中呈现出丰盈鲜活的人类审美特征的诗人。这篇蕴含着他对学术和生命深邃思考的论文，发掘出个体生命体验与人类审美特征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系，堪称其学术生涯中凝练生命哲思的华彩篇章。
作为具有执着追求的思想者，朱德发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现代文化精髓，使其学术研究彰显出深厚的人文情怀。他从事学术研究，不只是埋首故纸堆，而是立足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作为核心关切，在理论探索与路径构建上做出了扎实而卓有成效的贡献。早在2000年，朱德发便在明天出版社出版了其主编的《跨进新世纪的历程——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2003年，他又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一书。可以说，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朱德发在世纪交替之际对中国文学的深入思考。一方面，他将现代文学定位为古典文学现代转换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又将现代文学置于世界化视野中加以审视。由此，他在文学史观上系统厘清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内在逻辑，这无疑有力匡正了当时学术界存在的某些偏颇认识。对此，有论者如是评价：“（作者）探讨了文学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衡量文学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标志的原则性的价值尺度”，“从而梳理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规律轴线，使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豁然开朗。”
2014年，十卷本《朱德发文集》问世，山东师范大学专门召开了“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范伯群发言评价：“朱德发是走在最前列的，他刻苦地耕耘与开拓着，他配得上做这批学人中的一位劳动模范……作为‘名师’，作为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言传身教、薪火相传，以他的十卷文集，屹立文坛，传之久远。”
朱德发在学术研究上能够实现“逆生长”，关键在于他将“真学者”奉为毕生追求之目标。他曾经如此阐述其信念：“一个‘真学者’，不只是把致力于学术研究当成其生存方式和价值根基，具备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更应树立‘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治学’的坚定信念，见到发财之道不动心，听到官场升迁不走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学术桥，只要能施展我的才能、实现我的选择，便深感其乐无穷，无限欣慰。”这份超然物外的纯粹与坚守，正是其学术生命常青的源泉。
视重写文学史为使命
朱德发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累计主编或参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10余部。而作为文学史家，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突出贡献，集中体现在对文学史的不断重写实践上：这是对“重写文学史”思想的积极回应，并以其独到的文学史观指导了书写范式。他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等多部文学史著作，既突破了前人研究框架，也实现了自我学术的迭代升华。其文学史书写始终秉持三大统一——“守成与出新的统一，繁复与精简的统一，厚重与实用的统一”，这一学术品格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基本遵循。
改革开放初期，重写文学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朱德发的学术研究由此起步。彼时，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界由资深学者田仲济、孙昌熙领衔，组织全省高校现代文学中青年教师，共同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德发作为主要执笔者，负责撰写该书第一章和第六章，篇幅约占全书六分之一。同时，他还参与了全书的统稿工作。他在编写中展现的文学史家潜质，深得田仲济赏识。1982年，山东文艺出版社邀请田仲济修订其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他遂将修订重任委托予朱德发。领受这一重要任务后，朱德发夜以继日工作，“全部增订稿很快完成”，将原著从8万多字扩写至33万字。对此，田仲济坦言，1984年版《中国抗战文艺史》“已是两人共同成果，这份辛劳值得感谢”。他更盛赞朱德发修订的书稿：“以本人的新观点充实他人的旧观点，这是极为奇妙的、极得人心的，也是最适宜的办法，不能不说这是妙笔。”而这次修订实践，亦为朱德发后续的文学史重写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6年，朱德发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长期爬梳原始文献资料基础上，开始系统研究中国新文学，并推出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被学术界誉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突破”。其成果获得了同行高度评价：通过大量原始史料的搜集、发掘、整理，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双向考察的研究方式，探讨了中国新文学的来龙去脉与演变范型；宏观视野开阔，微观考察精微，使得新时期第一部断代史一问世便起点较高，引人注目。在笔者看来，此研究成果不仅为朱德发赢得了广泛学术声誉，更奠定其在新文学研究界“真学者”和文学史家的历史地位。
在文学史编写实践中，朱德发既从田仲济等前辈那里学到了治史的方法，又在独立撰写实践中找到了文学史重写的路径，他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领衔主编了《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并出版了一系列文学史专题著作，包括《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1989年出版的文学史研究著作，既鲜明彰显了朱德发在文学史观念层面的迭代更新，亦通过扎实的学术实践探索了文学史的系统性重写路径。其内容深刻诠释了“新编”的核心意涵，与当时学术界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思想可谓同步共进，是同期学术探索的优秀之作。而朱德发主编的《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一经问世，即被学界视为“标志这一课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元学科诞生”之作。他与研究生合著的近40万字《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史论》，更从历史、文化、哲学、伦理、民俗、心理等多维视角，对中国千年情爱文学史展开系统梳理与深度阐释。
朱德发的文学史著述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空白，更标志着其自我突破的完成，实现了从现代中国文学学者到中国文学史家的转型，为后期以历史视角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参照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正是这一思维的标志性成果：该书以整体化的动态观照取代割裂孤立的静态考察，对百年文学流派的特质、形态及运行机制进行精到辨析与客观评判。朱德发在吐纳世纪文学风云之时，既显举重若轻的从容姿态，亦赋予了著作恢宏的历史纵深感。这也标志着朱德发的文学史研究，正式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深化与拓展阶段。
朱德发亲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数次重要发展转型。长期的文学史编写实践，促使其聚焦编著者主体思维方式对编撰过程的影响，进而系统建构了个人现代文学史观。《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学者认为，从研究者主体思维的调整入手探索未来文学史编写，精准把握了新文学史学的核心命题，不仅为新文学史学学科创设与完善提供了重要理论贡献，亦为世纪之交的现代文学史反思总结予以切实指导。
随着重写文学史实践的深入，朱德发开始对既有学科概念展开反思。他认为，既有的文学史尚未全面涵盖现代中国文学全景，而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仅能突破已有学科局限，又可开拓重写文学史的新局。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新学科的时空维度契合现代中国文学“多维共同体”的研究或书写需求，有助于揭示文学史全景本貌；另一方面，它能消解隔阂或偏见，使不同文学形态得到相对公正公平的对待，从而充分展示现代中国文学内在的世界化与民族化互动的创作机制及运演规律。在这一文学史观驱动下，朱德发与魏建共同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以200万字篇幅细致梳理与呈现现代中国文学全景图。该成果获得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魏建曾如此评述，朱德发的文学史研究轨迹——从关注“新文学史”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再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百年中国文学史”，终至“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些命名的演变，标志着他从文学史书写实践到文学史理论研究的一次次飞跃，这既是对学科的持续反思与突围，亦是对学科的建设性重塑；他对文学史的诸多核心命题均展开了前沿学术思考，为重写文学史贡献了创新智慧。
2018年，朱德发的学术生命步入最后一年。同年6月16日，朱德发最后一次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主旨发言，7天后（6月23日）因病入院。7月12日，先生的生命之火熄灭，其学术“逆生长”亦随之凝滞。终其一生，他以学术实践躬身履行自己所言：“作为学者，必须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价值根基，将研究对象化作生命的一部分，钟爱并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专业领域中。”
朱德发的成就不仅体现于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与卓越的教学成果，更在于他那份对学术的无限热爱与执着追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子。近年来，以他名字命名的青年学术奖已连评三届，作家赵德发撰写的《学海之鲸——朱德发传》、张光芒和魏建主编的《朱德发学术精选集》、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夫龙等编选的《灵魂的相遇：朱德发著作评论集粹》等学术成果相继出版，昭示着先生未曾远去——其思想依然滋养、影响着当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进程。
（作者：李宗刚、张茂聪，分别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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